嚴歌苓

對於嚴歌苓的書，記得第一本處女讀是在高中時的---＜＜少女小漁＞＞，還記得有搬上電影銀幕，是劉若英飾演的裡頭那個小漁，後來，又來個本---＜＜無出路咖啡館＞＞，最近讀的是＜＜寄居者＞＞，無論如何，都有一個狀似作者她本人作為原型的女主角，如此大器，並且＂說我心中的真心話來創造一個一個的虛擬故事＂！真的是這樣的。

＂人嘛，總想在一個了不起的人身上找到七情六慾的事。＂
這是在＜＜寄居者＞＞第一段開頭所講的。
寄居者是寫著什麼樣故事的一本書呢？
改天再來好好說吧！包含她其餘的一切。


慢慢地來認識嚴歌苓吧！！

題目靈感來自馬奎斯的自傳
獲得1982年諾貝爾文學獎的馬奎斯，是嚴歌苓最崇拜的作家，馬奎斯有本回憶錄《為講故事活著》（Living to Tell the Tale），提及苦難越多的地區，人的日子不好過，故事就多，作家就越多。馬奎斯出身南美哥倫比亞，是多災多難的國家，整個社會的走向常常是未知的，人的生活當中變數非常大，於是產生戲劇性、張力，很容易寫出極致下的人心。
嚴歌苓說她生長在五十年代末，中國正好走進了思想意識型態的鬥爭──反右；生活上則有三年大饑餓，給中國人留下了非常可怕的印象，有很多沒有被證實的鬼故事、恐怖故事，她和所有的大陸中國人的物質非常貧乏，但是故事非常豐富。
八、九歲時，她父親是反黨作家，工資遭銀行凍結，停止發工資沒錢，他們那一幫孩子就結伴在下雨天去買菜，常常能撿到硬幣，因為下雨天硬幣掉在地下沒有聲音，人家就不知道。他們一天到晚穿拖鞋上街，人家就叫他們拖鞋大隊。
他們那幫小孩有一種反社會的情緒與憤怒，為什麼父親會這樣？生活會這樣？也沒有學上？常常拿著一把很有力的大傘，去刮人家的紙雨傘，學會了去搏鬥、搶東西、偷竊。「很早我們就經歷了人性的兩大墮落──撒謊與偷竊，這是很不幸的，因為不撒謊就不能保護自己與家人。」
當時的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有五十多位藝術家住在他們院子裡，其中三十多位是反革命，要派軍隊的宣傳隊、工宣隊、學生的宣傳隊這三種人，來進駐管理那些藝術家。他們每天都要問起小孩，你爸昨天晚上在家幹什麼？他們就編出很多話來講，「我爸昨天晚上在家裡抱怨共產黨能講嗎？」她說那些是非常不幸的經驗。
嚴歌苓表示，身為作家來講，很早就看到，人在你面前可以表演很多面目，你也可以在別人面前戲法他們，這樣就看到很多可能；我說假話他會怎樣，說真話會怎樣，這對她來講是很好的作為小說家的訓練。
「所以我從生下來到今天，都是在戲劇的漩渦裡轉，文化大革命看到各種各樣人的嘴臉醜行，今天是朋友，明天就背叛，各種各樣血淋淋的東西，每天都看人跳樓，我從五十年代末期到後來的經歷，不同於任何人的經歷。」

在西藏高原與中越戰事前線
12歲去參軍，她敏感的程度到了軍隊以後，不能表達私人化的形式，否則會覺得自己很得罪人，然後她收斂起來，不敢表達，擔心萬一又得罪人，就格外的內向。
譬如她小時候愛講俏皮話，在西藏高原見到有個女兵穿的很少，她說：「你是耐寒作物。」這位女兵覺得很受侮辱，怎麼這樣講。她看一個人唱歌，牙齒縫很稀，就說：「你這個西班牙女歌手。」又得罪人。她總是有些奇奇怪怪的表達，她才發現不行，那不是爸爸他們藝術家的地方，他們不會講她很幽默很好玩。
到了西藏以後，很多事情靠她自己的內向記憶儲存起來，消化掉，變成形象。她們每年都要到西藏演出好幾個月，後來寫些西藏的故事，真實的原始形象都給了故事很多養份，不能夠知道的空間用想像力去填滿，最後變成一個個故事。
20歲時，到中越自衛反擊戰，嚴歌苓去了一個野戰醫院的包紮所，一夜之間接受一千多個傷兵，很年輕的小戰士，大概18-19歲，全都是殘廢了，整個走廊裡有一股血的味道。
她採訪一個小戰士，地雷把他下半身全炸壞，沒生殖能力。他是孤兒，從小訂了娃娃親，他的丈人把他養大，他唯一對丈人的報答是退伍後去做他女婿，他不能生育就變成無法報答他丈人。
當時醫生檢查他，碰觸他腋窩，他咯咯笑了起來，當時嚴歌苓覺得他活了，不會尋死，因為他笑得挺開心的，像孩子一樣。後來等回到成都，第二次又去前線，他們說小戰士自殺了。那些事情給嚴歌苓刺激很大，從此以後她就反戰，不再相信戰爭的意義要比人的生命價值還大。
「這些就是我在青年時代、少年時代，involve（融入其中）的戲劇，就是我生命當中的戲劇，我被圍繞在戲劇裡，同時也被創傷了。」嚴歌苓說道。

放下跳舞 開始寫作
20歲時，嚴歌苓從前線回來以後，就不跳芭蕾舞了，突然發現有比跳舞更大的使命。過去她想加入共青團，被問道：「你的理想是什麼？」她說：「我要做獨舞演員。」對方說：「你的理想不是實現共產主義嗎？」就沒有讓她入團。
到前線之前，她家庭的教育很好，父親是個作家，家裡有很多書，《紅樓夢》很早就讀了，所以對人的感情、人性、世界上的經典，大致都知道。小時候讀書，字認不全，不過嚴歌苓大致知道故事是怎麼回事，一天到晚就翻好看的地方看，《戰爭與和平》巨作，她只看和平不看戰爭。
中越戰爭打完以後，回到成都，嚴歌苓變得深沈，「跳舞的肢體表達，已經不能表達我了；我的表達想要更有力量，可以傳達更遠，我開始寫文章。」
一開始寫作，嚴歌苓說：「我是個很幸運的人，因為有爸爸幫我走後門，幫我投到雜誌去，第一批作品就發表了。」她受到了鼓勵，沒經過退稿，就一直寫下去。
1986年出版第一本長篇小說，後來得了獎，1987年出版第二本長篇小說。1988年應美國新聞總署之邀訪問美國，到了美國以後，嚴歌苓才意識到中國作家挺不幸的，因為思想是被放在一個框架裡。
到美國時，她到愛荷華（Iowa）青年作家寫作中心，參觀美國很多藝術家的基金會，觀看那些青年作家討論作品的氣氛。嚴歌苓說：「我就覺得中國作家很可憐，他們寫什麼、不能寫什麼或發表什麼，是有前題的，不能有自由的。一個作家不能有思想上絕對自由，就不能成為很好的作家，從那個時候起，我就很嚮往美國。」

於是，她聯繫美國的學校，開始學英文，因為她覺得像她那樣人文素質的人，中國的人文環境對她來說很不適合，經常會講當局不愛聽的話，當時她跟軍隊的系統比較近，軍隊也是不適合她待的地方。那時候爆發了六四，給了她最後一次的失望，不能在這個國家待了，一定得必須要走。